克鲁格曼及其政治经济学

克鲁格曼先生不是一个纯经济学家，可能这种东西也不存在。他是一个有“良心”的，带有鲜明政治意图的政治经济学家。他对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的评论，我们不好评头品足，可是这位象牙塔学者一旦出了美国国界，就有一种难以遏制的冲动：把所有问题归咎于美国以外的任何人。这种廉价的美利坚民族主义在精深的经济学包裹之下，既另外国人折服，又令美国人舒服。克先生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就应用了“全员要素生产率”来预测和解释危机的发生。但他却鲜有提及美国金融机构在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现在危机轮到美国身上，他又要把一顶“操纵汇率”的帽子扣到中国的头上。如此还不足以平息克先生的怒气，他还在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中建议美国国会运用政治手段，给中国的出口品加上10%的惩罚性关税。

按照克先生的建议，中国的出口会减少，贸易顺差下降，失业增加，不过这都不是美国的问题。克先生还大胆分析，中国也不敢用抛售美国国债的方式抗议，因为这样中国的损失会更大。即便中国的抛售导致美元贬值，那对美国出口增长和逆差下降还大有好处。可是这对美国的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呢？显然，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不会大幅增加，美国的基本日用品会涨价，从而导致短期消费下降，最终这些消费品的生产会转移到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美国的失业率不会因此有任何变动。究其原因，美国目前的高失业率主要是房地产，建筑业，IT和金融服务业萧条导致的，而不是国际贸易。要重新增加就业，就需要美国管好自己的经济，出台政策有效遏制房地产市场恶化，通过金融改革尽快使金融业恢复正常运作，合理运用刺激经济资金促进高科技工业的进步。然而以上这些目前进展都不顺利。奥巴马政府和美国国会由于各种政治纠纷延误了重要的改革立法和经济恢复工作。

美国的现状令克先生非常恼火而又无能为力。中国在此刻正好成为他泄愤的目标。克先生文中说中国的汇率政策抵消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巧合的是前两天克先生还撰文说，抵消联邦政府经济刺激政策的是美国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紧缩政策。由于地方政府的“吝啬”，导致全国刺激经济的努力相互中和，效果欠佳。那么到底是地方政府的作为还是中国的汇率问题让克先生的经济计划未能实现呢？

克先生是世界知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甚至抢在奥巴马总统之前获得如此殊荣。他不会不知道美国目前的经济衰退和失业问题是美国华尔街发端在先，美国政府对经济复苏管理不当在后造成的，更别提美国发动的两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他也不会不知道，中国政府稳定汇率、振兴经济的政策措施是引领世界走出衰退阴影的领航标。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已经升值近20%，并且声明目前的汇率稳定政策是应对美国经济危机的暂时办法，最终会实现人民币的自由浮动。可是他还是选择向美国财政部施压，要求其在4月15日的报告中指责中国为汇率操控国。原因何在？

答案就在美国国内政治的“气候变化”。自从共和党斯考特布朗年初赢得了马萨诸塞州肯尼迪参议员病逝后留下的席位，民主党又先后有多位重量级人物主动退出今年年底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当前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只有20%左右的民调满意度，尽管共和党也不怎么得民心，但选举中执政党比在野党受打击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民主党面临在参众两院失去优势的危险，很可能重蹈1994年克林顿第一任期内国会中期选举的旧辙。如此，则克鲁格曼心仪的各种社会政治改革就会再一次前功尽弃。要保住民主党的优势，就需要在年内尽快降低失业率，回复民众对经济增长的信心。显然，克先生对此并不乐观。在他看来，把美国的种种问题归咎于中国可能是最安全的政治选择：一来批评中国从来都是美国政客的无风险赌博；二来可以捎带抨击过去布什政府“放纵”中国汇率问题的错误政策；三来可以赢得国内保守工会和各种反华势力的支持与配合，拿到选票；最后还可以振振有词的搬出“公平竞争”以驳斥自由贸易的“滥用”。总之，为了保住选举，保住美国人的福利，保住克鲁格曼先生的政治理想，牺牲中国的利益，牺牲中美友好关系都不在话下，哪怕是倒退80年，再搞一个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也在所不惜。

这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心》（克氏2007年畅销书书名）。这就是这种“自由主义者”在遇到国内难题时所想到的出路：一面赤裸裸的威胁、恐吓中国，另一面把中国抹黑成损人而自肥的恶棍。如果奥巴马政府听信了这样的“理论”，采用了这样的“政策”，那么其效果就一定是克先生经常挂在嘴边的所谓WMD(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克鲁格曼形容华尔街制造的经济危机为金融WMD)。而不论他如何试图安慰美国人，说服他们相信单方面制裁中国不会对美国有丝毫伤害，玩火的结果都肯定会是MAD（相互确保摧毁，冷战时美苏核对抗的后果）。

消费主义的终结？

这里要讲的不是消费的终结，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大众消费会持续扩张，但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借债消费的消费主义可能走到了尽头。现在才指出这一点可能是有点晚，但是美国人消费习惯和生活习惯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路径依赖使得消费主义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美国政府对消费的鼓励还是一如既往，因为按照现在西方经济学的药方，没有消费这一剂良药，大衰退的高烧是退不了的。可是作为消费真实支撑的就业，特别是中高收入职业，短期内看不到快速复原的迹象。更重要的是，统计数据里面讲的消费情绪越来越悲观了。而这反映了美国社会心态的根本转变，由疯狂的消费主义向节俭主义的转变。如果这是一个长期的、不可逆转的现象，那么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就会发生重大的变革。全球化构筑的面向美国的出口体系将面临考验。反之，由此贸易带来的面向美国的资本输入也会放缓。循环的打破意味着过去三十年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很可能会换抵挡，甚至卡壳。这样一来，本已躲过的世界经济萧条，可能最终还是会到来。

与克鲁格曼相反，我不认为解决问题的最佳战略是所谓全球经济“再平衡”，换言之就是拿中国开刀当替罪羊。核心问题是美国解决其政治僵局，恢复对经济增长的源泉：技术进步的支持。从而开发出新的领导工业，而不是搭建贸易壁垒，意图把正常流出的劳动密集型工作岗位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抢回来。很可惜，现在的美国政治被民粹主义包围，看不到有领导能力的美国政府去完成这个真正需要“再平衡”的使命。当然，新兴国家的出口依赖与消费不足是因为深层的结构问题。但这是一个不成比例的问题。因为即使中国人获得了较好的医疗保障，较低廉的住房安排，中国的消费还是不能与美国和欧洲的消费能力同日而语，不可能根本解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弊端。

美国中产阶级的危机

2月18日，美国人斯塔克驾机撞向了位于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一个国税局办公楼。这个53岁的计算机工程师似乎没有让他绝望到要发动自杀式袭击的理由。很多美国媒体认为无法把它归于“恐怖分子”一类，因为他可能就是疯了。但是很快人们就发现了他的遗书（宣言），虽然其中概念混乱，但起码不能说是疯子的作品。政治评论员们于是各取所需，保守派把他捧成反抗政府税负的英雄，自由派则把他描绘成受极右思潮煽动的刽子手。美国媒体和博客的口水战淹没了这一事件的深层寓意，即众多类似斯塔克的美国中产阶级正在经历着严重的危机。斯塔克的“宣言”不过是其中最惊人的表现罢了。

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学字典里，“中产阶级”是个神圣的词汇。但是人们很难把这个词进行深入的学理分析，因为它只是一个社会统计学意义上的词汇，指那些介于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中等收入阶层，而这个收入层的人主要包括小企业主，专业人士，职业经理人和技术工人。除了经济上的相对富足，中产阶级似乎也有一种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同一性，从而使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具有相对稳定甚至保守的特点。正是这些特性使这个所谓“阶级”披上了一层光环，成为西方社会民主和市场自由的基石。美国人尤其以获得中产阶级生活为奋斗目标，并在学校，媒体，政府政策等各个层面宣扬中产阶级的美德和必要性，使中产阶级这一概念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的象征。

在现实中，美国的“中产阶级”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经历了诸多变化。今天的中产阶级不光来源于追求美国梦的个人奋斗，更重要的是这些自我实现所依托的一系列现代政治经济制度。这些制度的产生离不开美国和欧洲长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也正是这些制度构建了现代福利国家的根基。从罗斯福的新政到约翰逊的“伟大社会”，累进税，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工会组织，平权法案和各种政府严格的监管培育并保证了美国中产阶级在战后的持续繁荣。一方面，科学技术在战后蓬勃发展，有利于中产阶级各类职业的扩张，另一方面，在冷战环境下，资本受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双重管制，无法自由寻求低福利、低工资的劳动力市场，从而制约了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供给，逐步推高了中产阶级的福利总水平。

但是这些中产阶级繁荣的要素从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兴起开始逐步瓦解。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成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政策万灵药，在美国大行其道。从里根到布什，社会上层获得了大幅度的减税优惠，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打击工会，削弱监管，阻挠医保改革，鼓励个人养老帐户和教育基金，一切都旨在拆除妨害“个人自由”的福利国家制度。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浪潮进一步解放了资本，使其在高科技的推动下实现了真正的全球资源配给。在这个被“碾平”了的世界里，美国中产阶级的噩梦开始了。

悖论的是，加速这一过程的恰恰是美国中产阶级自身。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对中产阶级来说是颇有说服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理论，与他们自身崇尚的经济独立，政治自由，和郊区家庭文化是很契合的。他们选出的“民意代表”自然愿意实现他们的政策主张，因为这些政策主张与提供代表们选举经费的利益集团的主张不谋而合。这个表面上是把个人从政府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里根-布什”革命，实际上是要把垄断资本从国家的监管中解放出来。正如美国最高法院最近的判决书所言，“公司法人”与自然人在美国拥有同样的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人权”。于是，在美国中产阶级资产逐渐流失的背后，美国的议员和政府官员们却乐得提前退休，转道进入美国的各大公司做高薪顾问去了。

“大衰退”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本来，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还能通过房屋抵押贷款继续维持，但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坍塌使很多人陷入了困境。过去十年来，美国家庭平均收入几乎没有增长，受危机冲击，美国大量中下层民众更是处于破产的边缘。工作，房产，医疗，养老，教育等等本来“安全”的中产阶级生活支柱现在全变成了可疑的豆腐渣工程。这些变化对政治的影响不言而喻。然而，在中产阶级水深火热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却是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去救华尔街的亿万富翁们。可悲的是，他们盼望的救助非但没有及时到来，应缴的税却一分也不能少。直到这时，中产阶级的斯塔克才彻底绝望了，他选择了做出最极端的政治宣言：像恐怖分子一样开着飞机撞向国税局。

斯塔克的未经证实的遗书勾勒出了过去二、三十年间，作为美国政治经济体系基础的中产阶级停滞、倒退，趋于瓦解的历程。可是，美国的左右派对中产阶级削弱的解释和扭转局面的措施，却势如水火，不可调和。因为战后存在于社会精英层的基本共识和政策交集已经被逐步侵蚀了。遗书作者显示出政治意识形态的混乱，与其愤怒的心态交织在一起，相当典型的反映出美国现在“茶党”等各类草根政治组织的现状，而这些组织的中坚，正是在走下坡路的部分“中产阶级”。

可以说，美国处于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80年代以前，美国的历次经济危机也都引发了重大的社会动荡，各种奇思怪想纷纷涌现，特别是民粹主义的各种变异体。但有意思的是，总的方向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是趋向于加强国家对市场的管理的。新自由主义得势以来，这个趋势变了。有了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智力资源，80年代以后的各种经济危机从原因分析到政策药方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国家往往成为罪魁祸首。这一次拯救危机的药方是凯恩斯主义加新自由主义的鸡尾酒，而奥巴马的总统选举过程也是罗斯福“新政”式和克林顿“新经济”式的二重奏。经历了一年的考验之后，奥巴马政府仍然步履蹒跚，左右为难，医疗保障、金融体系等各项改革更是举步维艰。美国何去何从，美国的中产阶级未来怎样？这是与中国利益攸关的事情。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宣扬中国的进步是对美国的“威胁”，但实际上是希望通过展示中国的发展来刺激、推动美国的国内变革。但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希望利用汇率、补贴、气候变化、知识产权、网络安全和其他各种政治议题转移、引导美国中产阶级的失望、焦虑、恐惧和愤怒情绪，把中国塑造成新的敌人以减轻自身的压力。这却是我们不得不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