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产阶级的危机

2月18日，美国人斯塔克驾机撞向了位于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一个国税局办公楼。这个53岁的计算机工程师似乎没有让他绝望到要发动自杀式袭击的理由。很多美国媒体认为无法把它归于“恐怖分子”一类，因为他可能就是疯了。但是很快人们就发现了他的遗书（宣言），虽然其中概念混乱，但起码不能说是疯子的作品。政治评论员们于是各取所需，保守派把他捧成反抗政府税负的英雄，自由派则把他描绘成受极右思潮煽动的刽子手。美国媒体和博客的口水战淹没了这一事件的深层寓意，即众多类似斯塔克的美国中产阶级正在经历着严重的危机。斯塔克的“宣言”不过是其中最惊人的表现罢了。

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学字典里，“中产阶级”是个神圣的词汇。但是人们很难把这个词进行深入的学理分析，因为它只是一个社会统计学意义上的词汇，指那些介于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中等收入阶层，而这个收入层的人主要包括小企业主，专业人士，职业经理人和技术工人。除了经济上的相对富足，中产阶级似乎也有一种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同一性，从而使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具有相对稳定甚至保守的特点。正是这些特性使这个所谓“阶级”披上了一层光环，成为西方社会民主和市场自由的基石。美国人尤其以获得中产阶级生活为奋斗目标，并在学校，媒体，政府政策等各个层面宣扬中产阶级的美德和必要性，使中产阶级这一概念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的象征。

在现实中，美国的“中产阶级”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经历了诸多变化。今天的中产阶级不光来源于追求美国梦的个人奋斗，更重要的是这些自我实现所依托的一系列现代政治经济制度。这些制度的产生离不开美国和欧洲长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也正是这些制度构建了现代福利国家的根基。从罗斯福的新政到约翰逊的“伟大社会”，累进税，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工会组织，平权法案和各种政府严格的监管培育并保证了美国中产阶级在战后的持续繁荣。一方面，科学技术在战后蓬勃发展，有利于中产阶级各类职业的扩张，另一方面，在冷战环境下，资本受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双重管制，无法自由寻求低福利、低工资的劳动力市场，从而制约了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供给，逐步推高了中产阶级的福利总水平。

但是这些中产阶级繁荣的要素从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兴起开始逐步瓦解。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成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政策万灵药，在美国大行其道。从里根到布什，社会上层获得了大幅度的减税优惠，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打击工会，削弱监管，阻挠医保改革，鼓励个人养老帐户和教育基金，一切都旨在拆除妨害“个人自由”的福利国家制度。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浪潮进一步解放了资本，使其在高科技的推动下实现了真正的全球资源配给。在这个被“碾平”了的世界里，美国中产阶级的噩梦开始了。

悖论的是，加速这一过程的恰恰是美国中产阶级自身。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对中产阶级来说是颇有说服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理论，与他们自身崇尚的经济独立，政治自由，和郊区家庭文化是很契合的。他们选出的“民意代表”自然愿意实现他们的政策主张，因为这些政策主张与提供代表们选举经费的利益集团的主张不谋而合。这个表面上是把个人从政府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里根-布什”革命，实际上是要把垄断资本从国家的监管中解放出来。正如美国最高法院最近的判决书所言，“公司法人”与自然人在美国拥有同样的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人权”。于是，在美国中产阶级资产逐渐流失的背后，美国的议员和政府官员们却乐得提前退休，转道进入美国的各大公司做高薪顾问去了。

“大衰退”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本来，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还能通过房屋抵押贷款继续维持，但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坍塌使很多人陷入了困境。过去十年来，美国家庭平均收入几乎没有增长，受危机冲击，美国大量中下层民众更是处于破产的边缘。工作，房产，医疗，养老，教育等等本来“安全”的中产阶级生活支柱现在全变成了可疑的豆腐渣工程。这些变化对政治的影响不言而喻。然而，在中产阶级水深火热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却是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去救华尔街的亿万富翁们。可悲的是，他们盼望的救助非但没有及时到来，应缴的税却一分也不能少。直到这时，中产阶级的斯塔克才彻底绝望了，他选择了做出最极端的政治宣言：像恐怖分子一样开着飞机撞向国税局。

斯塔克的未经证实的遗书勾勒出了过去二、三十年间，作为美国政治经济体系基础的中产阶级停滞、倒退，趋于瓦解的历程。可是，美国的左右派对中产阶级削弱的解释和扭转局面的措施，却势如水火，不可调和。因为战后存在于社会精英层的基本共识和政策交集已经被逐步侵蚀了。遗书作者显示出政治意识形态的混乱，与其愤怒的心态交织在一起，相当典型的反映出美国现在“茶党”等各类草根政治组织的现状，而这些组织的中坚，正是在走下坡路的部分“中产阶级”。

可以说，美国处于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80年代以前，美国的历次经济危机也都引发了重大的社会动荡，各种奇思怪想纷纷涌现，特别是民粹主义的各种变异体。但有意思的是，总的方向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是趋向于加强国家对市场的管理的。新自由主义得势以来，这个趋势变了。有了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智力资源，80年代以后的各种经济危机从原因分析到政策药方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国家往往成为罪魁祸首。这一次拯救危机的药方是凯恩斯主义加新自由主义的鸡尾酒，而奥巴马的总统选举过程也是罗斯福“新政”式和克林顿“新经济”式的二重奏。经历了一年的考验之后，奥巴马政府仍然步履蹒跚，左右为难，医疗保障、金融体系等各项改革更是举步维艰。美国何去何从，美国的中产阶级未来怎样？这是与中国利益攸关的事情。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宣扬中国的进步是对美国的“威胁”，但实际上是希望通过展示中国的发展来刺激、推动美国的国内变革。但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希望利用汇率、补贴、气候变化、知识产权、网络安全和其他各种政治议题转移、引导美国中产阶级的失望、焦虑、恐惧和愤怒情绪，把中国塑造成新的敌人以减轻自身的压力。这却是我们不得不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