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点与100小时

十月对美国人来说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月。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美国的金融体系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实体经济已经受到影响，美国的中产阶级、普通消费者信心降到了40年来的最低点。二战后美国的政治的潜规则就是国际危机选共和党，国内危机选民主党，这次也不例外。经济衰退终于将美国人的目光从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拉回到了国内现实中来。因此，十月危机奠定了奥巴马和民主党领先的基础。
有趣的是奥巴马的领先优势似乎与道琼斯工业指数形成了负相关。道指大跌的时候，奥巴马的选情大涨，而最近几天道指大涨1000多点以后，麦凯恩的选情似乎在逐渐恢复，有些保守派网站甚至声称麦凯恩已经领先。但是美国大选前的民调时准时不准，而今年情况有其特殊。可能会有两到三千万新的登记选民前来投票，传统的基于固定电话的民调已经是力所不能及了。其中年轻人、少数民族和大量的初次选民将把此次大选列为半个世纪以来投票率最高的一次。实际情况如何，我们只有到十一月四号才会知晓。
距离投票结束还有不到100小时。最后阶段的关键还在于哪一个阵营能鼓动更多的选民真正上街投票。不论竞选集会的人群有多大，民调选情有多么领先，没有实实在在的选票，一切都是空谈。尤其是黑人候选人难以跨越的“布莱德利效应”（白人选民对民调专家说会投票给黑人，但实际投票结果相反）是否会再次应验，只有结果揭晓才能明了。就目前来看，我上篇文章中提到的保守派负面宣传正在逐渐起作用。随着危机感的短期消退，部分白人有产阶级开始相信奥巴马的“社会主义”福利国家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会伤害他们未来的财富增长。问题在于，在最后的时间里，是否会有足够的中间选民怀疑奥巴马而转向麦凯恩。
无论怎样，下周二我有两个选择，可以在校园里和老师学生们一起观看竞选结果揭晓，另一个就是进城参加更大的芝加哥全市集会，究竟怎样，还是抓阄决定吧，哈哈。。。。

《竞选州长》与美国大选的最后阶段

在跟踪美国大选一年以后，人们都会感到有些疲惫。史无前例的民主党初选让一个女人和一个黑人的战争持续到民主党大会前夜。紧接着奥巴马和麦凯恩就展开了一场有代沟的激烈竞选。当阿拉斯加的女州长佩林和参议院元老级参议员拜登加入战团的时候，今年的竞选就更加混乱而精彩了。选战打到现在，离最终结果只有一周了。双方都在做“总结陈述”，力图在冲刺的时候保住领先地位或者实现后来居上。不过越到最后阶段，这场竞选越让我想起一篇中学时读过的文章：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
当年读《竞选州长》的时候，只是觉得这篇文章很搞笑。一个倒霉的自称独立候选人的家伙幼稚地卷入了纽约州长竞选，结果被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竞选对手们冠以各种罪名：作伪证，盗窃，欺骗，酗酒，行贿，勒索，甚至四处留情。故事的结局自然是被谎言淹没的独立候选人不得不退出了。今天终于近距离观察美国大选的时候才知道，这不仅仅是一出讽刺喜剧，也不仅仅是揭露美国选举政治的虚伪和残酷，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只不过在美国总统选举中独立候选人不值一提，倒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互相比着往对方身上贴标签。
由于对布什政府内外政策的抵触，对变革华盛顿政治的渴望和对当前经济危机的恐惧，美国选民逐步推高了奥巴马的选情，使麦凯恩阵营陷入苦战。为了突破困局，共和党的竞选战略回到了典型的《竞选州长》路线。先是到处散布奥巴马是阿拉伯穆斯林而非基督徒，而后把奥巴马和比尔-埃尔斯（60年代的激进主义者、现在伊利诺伊大学教授）联系起来说奥巴马和恐怖分子有关系，现在把奥巴马说成是一个要把美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最新的谣传，如果美国人现在选奥巴马上台那就好比当年德国人选希特勒上台，因为他们都主张“变革”！
事情越变越离奇。有一个叫阿什利托德的女孩，曾经是麦凯恩竞选阵营的志愿者，前两天忽然报警说有一个重磅黑人在看到她汽车上支持麦凯恩的车贴后袭击她，甚至在她脸上恶狠狠的划了一个Ｂ字，代表奥巴马。一时间保守派火力十足，奥巴马阵营也出来谴责暴力。熟悉美国政治的人很清楚黑人袭击白人女性所代表的种族政治涵义。可是两天后，警察出来宣布，这一切都是阿什利小姐想象和伪造出来的！这一下让那些鼓吹奥巴马助长了黑人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的保守派电台哑了火。
不过他们很快找到了新的弹药。在著名的奥巴马与“管道工—乔”的对话片断中，奥巴马说了一句“分散财富”。很快这句话脱离了奥巴马的减税政策背景，变成了奥巴马是马克思再世的证据。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的一个电视台主持人芭芭拉韦斯特在与奥巴马的竞选搭档拜登对话时突然发问说，马克思主张在共产主义社会按需分配，奥巴马说分散财富，那奥巴马难道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吗？拜登措手不及，尴尬的问主持人说，你不是在开玩笑吧？！这当然不是玩笑，很快人们就发现，芭芭拉的丈夫韦斯特先生是共和党的竞选媒体顾问。上面问题的出处自然不言而喻了。
当然，美国保守派谈虎色变的除了黑人暴力，共产主义，还有人工流产。近二十年来美国社会保守主义的发展使人工流产问题成为躲不过的政治话题。支持人工流产的自称为“亲选择”派，即支持妇女的选择权利，而反对的则自称“亲生命”派，即主张只要受精便是生命，而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奥巴马和民主党的自由主义人士支持妇女选择权，这给保守派制造了口实，把他称为不折不扣地“杀婴者”。共和党找到了一个当年因人工流产失败而活下来的三十岁妇女做广告，悲惨的说如果奥巴马当选像她这样的人就没有存活的机会了。结果真的有人到处诉说奥巴马的“罪行”，咬牙切齿的把他说成是冷血的杀人犯。
更精彩的是共和党选举机器把两个美国民间组织：“立即改革”社区组织联合会（ＡＣＯＲＮ）和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ＣＡＩＲ）点出来当替罪羊。前者实际上是一个草根组织，主要是帮助弱势群体争取社会经济权利，同时帮助他们积极参加投票，后者则是致力于破除美国人对穆斯林社会的偏见，为美国穆斯林争取合法权益。添油加醋、改头换面之后，前者被说成是阴谋伪造选票的激进组织，后者则被说成是在美国暗中推行伊斯兰律法的恐怖组织，而两者都暗地里与奥巴马相钩连。话说到这里，后面有什么勾当也不必挑明了吧？于是一小撮白人至上主义者真的开始行动，准备暗杀奥巴马。其中有两个田纳西的新纳粹分子在“白人至上联盟网”上约定穿着白色燕尾服，戴着高帽一起去干掉这位总统候选人。当然，他们现在已经坐进了监狱里。
麦凯恩在最后阶段也决定赤膊上阵，推出他的恐怖策略。他把奥巴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亨利理德和众议院议长南茜佩洛西称作“左派三人帮”，并声称如果民主党总统和议会选举皆胜，那三人帮就会统治美国，社会主义大政府的“黑暗时代”就会降临。当然更恐怖的还在后面，如果在奥巴马任内再由三、四位最高法院大法官退休，而由奥巴马任命自由派法官接任的话，那美国就彻底没希望了。一幅由非法移民、黑人、同性恋、堕胎医生、社会主义者、高税收、全民医保、巨额赤字等组成的绝望场景呼之欲出。
开始的时候，观察这些保守主义控制的报纸、网站、电台和电视台，让人觉得各种指责千奇百怪，难以置信，甚至极其可笑。可是中国有句话“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也说过谎言重复一千次就变成真理了。虽然谎言终究是谎言，但是在一个大众消费政治选举的多媒体时代，信息的泛滥、新闻的偏见化和大众的选择性接受都让各种政治谎言更容易在特定人群中散播。《竞选州长》中的一幕一幕在现实世界里还是不断的上演，像卡尔罗夫（前小布什白宫办公厅副主任、共和党选战专家）这样精于《竞选州长》战略的人还是如鱼得水、到处逢源。好在这一次保守派实在搞得太离谱，完全置水深火热中的美国民众于不顾，一味炒作无聊的奥巴马“身份之谜”，最终恐怕只能是一个螳臂当车、引火自焚的下场。
离美国大选还有七天，两个竞选阵营已经筹集了十亿美元，并划掉了大部分竞选经费。从竞选广告、各种竞选集会、电话催票、民意调查、到电子邮件，甚至游戏中插播竞选标语，美国大选实在是花样翻新、不一而足。可是在金融灾难面前，政府却处于瘫痪状态，小布什除了放空炮，就是躲着不出门，让人怀疑保尔森财长和伯南克主席是不是接管了行政机构。无论“变革”带来什么样的新政，世界都必须等到明年一月才会知晓。看来最需要变革的没准儿是美国的选举制度本身吧。。。

世界末日与凤凰涅磐

因为无法确定，所以才会害怕，而最为恐怖的就是恐惧本身。如同站在黑暗的山洞之中，听见不远处有野兽的嚎叫，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掉进深渊或被野兽吞噬，而这种灾难即将降临的感觉让人备受煎熬。
自从美国次债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济状况日趋恶化，拖累世界经济一起下沉。入秋以来，次债危机从信贷危机、金融危机转化为全面的经济危机，其恐怖程度已经由各种数据如房价、利息、失业率、利润率、商品价格等等表现出来。于是经济学家、金融分析师、以及各类媒体一起出动，惊呼大萧条的再次降临。更糟糕的是，所谓新兴市场好像也逃不过世界经济下行的命运，由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这些地区已经纳入了全球经济的轨道，和西方经济的波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了。相关的新闻报道和专题文章铺天盖地，大有世界末日的感觉。恐慌已经成为美国的传染病，明显影响到美国人的储蓄和消费行为，甚至他们的选票。
与此同时，面对庞大的全球金融市场瞬间蒸发的巨大风险，各国政府采取了集体行动进行救市。为了挽救病危的金融业，从高盛出来的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甚至彻底背叛了自己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毫不犹豫地逼迫美国各大银行接受部分国有化的条件。面对全球经济衰退的前景，显然单纯的货币政策只能暂时稳定市场，后续的积极财政政策还会在各国陆续推出。这样一来，市场每天被各种利空和利好信息所淹没，拉锯般的大幅波动，形成了一种“等离子体状态”：即不是液态（因为流动性不足），也不是固态（因为政府采取保护措施），而是一种离子状态，充满量子力学的随机性。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恐怕没有人会敢说这场经济危机会很快结束，世界经济会很快复苏。因为预言这场危机而刚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克鲁格曼也很悲观。他常引用凯恩斯的一句话：长期而言，经济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但长期而言，我们都已经死了。就连高唱“历史终结”的福山也不得不承认里根资本主义的时代终结了。可是危险背后就是机遇。如果说任何主义都有它的时代性，那么任何事物也都有它的两面性。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催生了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最终在战后形成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实现了西方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同样的，七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诞生和里根—撒切尔新政，为冷战后的世界经济秩序奠定了基础。每一次危机都是世界经济进行理论反思和结构调整的机会，也是在为下一次经济复苏与增长积聚力量。那么有可能从相对正面的角度理解这次经济危机的冲击吗？
首先，严重的经济危机为美国全面的政治经济转型提供了机遇。受到9/11冲击的美国布什政府把全部精力放在了所谓反恐战争方面，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同时进行两场长期的战争。布什的国内政策以财政减税和经济松绑为主。这种内外政策导致美国政府国际信誉丧失殆尽，军费激增，政府赤字飞涨，国内社会福利体系退化，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政府金融监管松懈。总之，这次危机犹如警钟，把美国人从安逸的迷蒙中惊醒。让他们认识到除了恐怖主义之外，经济和社会安全也不可忽视，粗放的能源体系，过度的信贷和消费扩张，以及不计后果的大规模减税都是不可维持的。虽然这些复杂的问题不可能被下一任总统迅速解决，但未来“变革”的主题已经确立，如果各方面政策调整适当，相信美国改进后的公共服务体系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新能源和环保技术革命能够掀起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的经济政策顾问是投资家巴菲特和前美联储主席沃克尔，而未来它的经济政策执行团队会有大量前克林顿政府官员，这都增加了美国转型成功的可能性。
其次，危机的国际性迫使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协调政策，共同应对困局，同时也为将来新的国际经济秩序预备了条件。显然，全球经济体系需要全球治理体系来监管和调控，但民族国家的主权鸿沟一直阻碍着更高级的协调和合作。只有在目前这种严重的状况下，美国才会走出来邀请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参与应对危机。欧元区的问题这次也被暴露了出来，由于欧洲央行只有监控调节通货膨胀的任务而没有美联储推动经济增长的任务，欧洲各国在应对危机时显得各自为战、力不从心。好在危机推动各国加强了对话和沟通，在关键时刻共同减息、向市场注入流动性，防止了更大的灾难。这次协调行动也显示出了出乎意料的威力，为未来更多的政府间合作打开了大门（比如互相借鉴救市办法）。意义更为深远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不得不承认国际经济版图的变化，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等国的发言权，从而使资本流动和贸易比重变化的现实反映到国际经济机构和制度安排层面上来。长远来看，这有利于消除国际经济领域的双重标准，有利于创建更为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利于加强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和国际经济危机的处理，最终实现更加均衡的世界经济发展前景。
再次，中国不但不会被这次危机摧垮，反而会由此更进一步。末日论者的一大看点就是“拐点论”，即中国经济上升周期结束，现在进入下降通道，拐点（顶点）已经出现。拐点论的诸多理由就不用重复了，一言以蔽之就是成本上升、利润下降。其实问题关键在于当中国进行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时候遇上世界经济危机该如何看待？如果中国应对危机的经济政策灵活而及时，就不会一蹶不振，反而会因祸得福。有效利用危机提供的机会可以吸纳众多在西方高级金融和研究机构工作的人才，购买因金融恐慌被“错杀”的优质资产（包括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扩大与其他发中国家的贸易份额，借全球商品重新定价的机会理顺国内资源价格等等。同时，经济由过热转为软着陆为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提供了基础，可以采用退税、减税刺激生产和国内消费，加快医疗保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纠正房地产市场的不合理增长，推动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只要把显微镜换成望远镜，就会发现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整个社会的现代化都只走完了不到一半的路程，因此中国的发展与繁荣也绝不会以为一次经济危机而就此止步不前。
由于技术的全面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的起伏在空间上扩大了，但在时间上却有可能缩小了。资本的证券化、杠杆化、无国界化和电子化使资本市场的流动性空前加强，市场容易对正面和负面消息同时反应过度，从而出现短时间内信贷过度扩张和信贷过度紧张的双重不稳定性。只要看一看近年十来的各种泡沫，尤其是最近美国原油价格的飙涨和暴跌，就不难理解资本解放对经济周期进行压缩的效果。因此，全球资本市场的轰然倒塌很可能在不远的未来随着投资者的信心重建而上演王者归来的一幕。当然，大部分人都认定近两年会非常困难，而中国在建国60周年的时候迎来这样的挑战恰恰说明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既分享全球增长的成果，也要承担全球衰退的后果。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如果成长必须要付出代价，那么现在交学费让中国的年轻一代认清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利弊和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就很值得。用凤凰涅磐，或者是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来形容目前的经济状态可能比世界末日更贴切一些。在华尔街的字典里“恐惧”的反义词是“贪婪”，但在现实社会中“希望”才具有更强大的力量。

赌场资本主义与诺贝尔经济学奖

一般而言,来美国的中国游客都希望去两个地方：世界金融中心纽约和赌城拉斯维加斯。可能是因为读了苏珊-斯特兰奇的《赌场资本主义》的缘故，我在走进纽约证券交易所和赌城米高梅大赌场的时候感觉是如此相似。交易员和赌徒，期权和赔率，准备金和筹码，交易规则和赌场规则，一样的投机性和风险性。仔细想想并不奇怪，资本主义本来就是逐利游戏，而能够取得高于平均回报率的无外乎两种手段：垄断和赌博。垄断在今天以各种形式普遍存在，很多情况它下换了一个名字存在：核心竞争力。从过去帝国主义对殖民地资源的垄断到今天跨国公司对技术、信息、产品、市场，甚至人才和商业模式的垄断，手法虽然从暴力占据转化为排他性法律规范（比如知识产权），实质上垄断非但没有消除，反而在全球化的时代更为扩大了。但是垄断还是有很高的技术含量的，因此进入门坎相对较高，获利比例也就相应打了一定的折扣。所以赌博自然就成为更受资本主义宠爱的游戏方式。
但是资本主义的金融赌场是个专业赌场，要想加入这个俱乐部需要一张门票。这个门票就是数学。如果你来到芝加哥地区的几所大学，你会发现各大学金融学系和数学系里充斥着中国人和印度人。在今年秋季开学以前，这些人只有一个梦想，就是进入美国五大投行，当然现在它们都不存在了。一个半月前，有个交易员来办讲座，讲授如何进入金融交易员的行业，结果整个大厅座无虚席。原因只有一个，天下人都知道金融业很挣钱。可是为什么呢？干金融的比别人多会什么以至于他们的工资高过普通人数十倍，甚至数百倍呢？对了，数学。可能很多人会告诉你数学对各种科学的基础性地位，但是很少有人会提醒你数学是博彩业的灵魂。正是微观经济学和数学的交互式发展，大大推进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繁荣。如果你是新古典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你会说太好了，金融深广化提供了充沛的流动性，活跃了市场，促进了交易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如果你是乔治索罗斯或者沃伦巴菲特，你却会说太奇怪了看不懂，还会说这可能是致命的金融WMD（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可是风险在哪里呢？金融数学家们都是绝顶的天才，他们已经考虑到各种状况，设计了各种产品分散风险。资产管理者把资产巧妙的配置起来，放进不同的市场、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货币，不同的商品期货，不同的基金、债券、期权当中，以达到对冲风险的效果。在这些金融巨人看来，由证券交易所、投资银行、信托公司、期货公司和保险公司、新式基金构成的金融体系是坚不可摧的，遭到损失的只可能是游戏者而不可能是庄家。可是有一种东西叫人性，人性的两面叫贪婪和恐惧。而贪婪和恐惧恰恰是隐含在赌博之中的最高法则。贪婪使参与游戏的金融巨头们自己不断突破自己规定的安全边界，不断提高金融杠杆，不断在一次次下注中增加筹码，在失败概率增加的同时，损失的总额也在呈几何级数般增长。今天的金融危机就是金融庄家崩盘导致的，而今天的救市原因无外乎这个赌场实在太大，一旦关门整个赌城就会烟消云散，所以不得不救罢了。
流动性通俗一点讲就类似赌资，信用危机则是指由于庄家本身信用不再可靠，因此赌徒不再敢出资赌博了。现在人们赌场资本主义充满了困惑和恐惧，已经到了连美国政府自己坐庄都没人敢来玩儿地步。然而美国政府怪不得别人，是它认为赌得越大越有利；是它鼓励百姓把养老金、社会保险金、医疗保险金都拿来赌；为了赌局的扩大，是它一再放松管制，任由庄家铤而走险，对政府而言不但减少了的负担还增加了的税收、刺激了经济发展，何乐而不为呢？现在庄家破产，政府责无旁贷，苦的是那些从不赌博的纳税人，而那些制造泡沫的人不但被解聘之后薪酬依然以亿计，甚至在拿了政府的救济款之后还有胆去加州度假消遣。
与金融家的疯狂和政治家的无能对照起来，经济学家们似乎很无辜，也很无奈。但事实并非如此，经济学家们也难辞其咎。正是因为主流经济学被新古典主义绑架，政府和银行家才有今天的悲剧。促成新古典主义复兴的恰恰是七十年代以来的瑞典诺贝尔经济学奖。自从1974年哈耶克和1976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该奖八成以上授予美国经济学家，而且大部分人的贡献都在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或者与金融研究相关领域。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更是显赫一时，先后有七人获得该奖。80年代，里根政府和撒切尔政府受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开始把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的思想付诸实践，这些不仅成为美国共和党的主导经济思想，也是当代美国经济学的主流。对市场的迷信和放纵以及对金融衍生品的滥用在九十年代末已经初露端倪。首先是国际流动资本引发了亚洲发生金融危机，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是开了一副新古典主义的猛药，造成亚洲经济恢复缓慢、长期低迷。接着拥有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伦舒尔斯和罗伯特默顿为董事的长期资本管理对冲基金公司先是应用两人的金融衍生品时间定价理论获利丰厚，而后在九十年代末由于交易机会消失和杠杆使用过度轰然倒塌，最后不得不由纽约美联储出面组织营救。然而这个23亿美元的案例并没有使美国进行反省，相反弗里德曼的坚定盟友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却一再阻止国会对金融衍生品进行更严格的管制并忽略了其他金融业人士的警告。在他的庇护和小布什政府鼓励下，金融衍生品市场在21世纪短短的7年间从不到10万亿突飞猛进到超过53万亿，其中信用违约互换一项就从不足20亿发展到540亿，足足翻了27倍之多。然而这个四倍于美国GDP的巨大市场竟然没有政府监管，甚至监管机构连其中的名词和内容都搞不太清楚，更不要提美国的普通民众了。这就是所谓华盛顿共识的遗产，这就使金融炼金术士们的遗产，这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遗产。不幸的是，将要在周一揭晓的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可能还会延续这个令人失望的传统。
在美国知识界、政界和金融界的合谋下，赌场资本主义上演了一出兴衰大戏。现在曲终人散，各方面的变革势在必行。不论这次衰退到底有多严重、时间有多长，美国政府必须摆脱对市场的放任主义态度，重新回到负责人的监管人这一角色上来。虽然不能说凯恩斯主义会因此而恢复名誉，但是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是确定无疑的。如果历史可以作为经济的借鉴，那么我们必须对任何思想的极端发展提高警惕，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都有特定的范围与功能，无论“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其社会后果都很严重，承受无妄之灾的总是平民百姓。对中国而言，由赌场资本主义招致的国际经济危机和衰退是一堂应当放进大学教科书的经济必修课。

资本主义的牙齿

8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一直生活在资本主义的笑脸里。从他们小时候开始，美国逐步走出衰退，进入了繁荣的网络时代。后冷战的世界秩序使他们得以成长在相对和平的年代里。全球化不仅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给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人们对市场的力量从将信将疑到绝对崇拜，学术界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政治学的吹嘘更是甚嚣尘上。
21世纪的第一年，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恐怖主义露出了它的牙齿。作为反现代性的最激进的表现，恐怖主义诉诸无差别的暴力，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威胁，迫使美国陷入了与中东地区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抗。然而，美国与中东的经济联系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得到了强化。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等一系列中东小国运用石油美元制造了不小的波斯湾经济奇迹，主要表现为摩天大楼、室内滑雪场和人工岛屿等。与此同时，号称金砖四国的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也借助在全球经济分工体系中的比较优势飞速发展起来。全球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由此也变得日益多元化了。可是资本主义总是笑里藏刀的，因为它的笑容是“周期性”的（比如短周期结束露出虎牙，长周期完了就是露臼齿了）。
在美国，爷爷辈的见过30、40年代资本主义的牙齿，爸爸辈的见过70、80年代资本主义的牙齿。现在轮到新一辈人见识资本主义的牙齿了，只不过这次到底能看到哪一颗牙还不一定。对有些人来说，他们已经看见了资本主义的血盆大口。我虽然不知道冰岛的人现在是什么心情，但是我知道很多美国朋友们的家人中有已经失业的和濒临失业的。很多人自愿加班到很晚，因为害怕比别人早退一会儿，明天就会被迫率先下岗。仅在芝加哥，今年以来就有超过四万起因付不起抵押贷款而丧失房屋所有权的案件。警察已经不堪重负，无法完成银行催促的强制搬迁任务。很多按时交房租的人租户晚上回家竟然发现由于房东欠债而自己被逐出寓所。面对这种情况，库克县的警察局长毅然决定即使冒着藐视法庭判决的风险，也要停止这种不公正的强制搬迁。他的举动引起了社会的争议和周围县警察局的不安。因为如果收不回抵押的房产，银行就更不可能向购房者提供贷款，使房地产市场进一步恶化。
能给资本主义戴上牙套的一个叫政府、一个叫社会。当然，对于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而言，让资本主义的牙齿咬下去、吃饱了，它很快又会露出笑脸，给它戴牙套只会让它更加饥饿和疯狂。但对政府和社会而言，放任自流（laissez-faire）的政治和社会后果是无法承受的。保尔森和伯南克政府之前恰恰是陷入了“道德风险”与“社会风险”的两难境地，才会行动迟缓、步步被动，最终被拖入越来越深的金融陷阱，不情愿地背上银行和保险业国有化的包袱。这种被咬之后再给人输血的办法，代价之高可想而知。虽然美国政府已经出浑身解数想让让资本主义的牙齿咬得轻一点，出血少一点，痊愈快一点，但是政府有形的手难敌怪兽无形的嘴，“恐惧”这种经济学计算不进去的要素现在把持了每一个人的神经。惊慌失措的美国人不断从共同基金中大量赎回资金以防灾难性的损失。这迫使基金连续抛售股票，拖累证券市场大幅下挫，反过来更加剧了养老基金和其他股票型基金的损失。不过正像罗斯福总统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上指出的：“我们唯一惧怕的是恐惧本身，这种无名的、无理性的、未经证明的恐怖使我们变撤退为前进的努力寸步难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可能只有让巴菲特（实际可能性小于1%）出任美国财政部长才能消除恐惧，重建信心吧。

繁荣与萧条是资本主义的固有定律，连那些宣称历史终结的人都无法否定这一点。萧条经济学的确开始回归了，“金融创新”的盛宴也告一段落了。但是，当我们这一代人经受了危机洗礼，学会了在萧条中“过冬”，我们又拿什么来保证我们的下一代不会再看见资本主义的牙齿呢？

奥巴马的绊脚石：种族歧视

熟悉美国政治的人都知道，目前的政治经济形势对民主党来说是天赐良机。错误的伊拉克战争，停滞的反恐战线，高涨的世界反美情绪，腐败的华盛顿政治，严重的经济危机，加速增长的失业率和通胀率，身患癌症的老年对手加上孤陋寡闻的边疆女州长，一切都看上去对奥巴马如此有利，让人觉得他应该轻易赢得这场选举，让民主党重温白宫的旧梦。
可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到现在为止，奥巴马虽然开始领先于麦凯恩，却始终没有显示出决定性的优势。而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奥巴马可能一个南方州都得不到。摊开选举地图，看着一条蓝（民主党）红（共和党）分明的分界线，不禁觉得似曾相识，于是急忙翻开美国内战时期的地图，对比之下顿时愕然。原来当年的蓄奴州，特别是宣布独立的那11个，竟然无一例外继续支持共和党。这些以农业为主的，白人占优势的，保守的南方州以及中西部的其他类似地区，不论事实如何，只关注关于奥巴马的两件事：他的皮肤和中间名！
奥巴马的皮肤是黑色的。美国历史上43任总统，没有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别说总统，就连正式提名的总统候选人都没有。仅就这一点而言，奥巴马已经创造了历史。更何况奥巴马的父亲还不是美国黑人，而是肯尼亚的土著黑人。尽管奥巴马从没有和他的父亲一起生活过，而是从小和他的白人母亲和祖母一起生活，在夏威夷长大，在哈佛大学读书、芝加哥大学教书，都不足以让南方白人觉得他够资格当美国的总统。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们害怕一旦奥巴马当选，他的政府里会有很多黑人掌握权力，从而推行有利于非洲裔美国人的社会经济政策，动摇白人的统治地位。这种担心并不多余，奥巴马的竞选阵营里有诸多重量级黑人政治领袖，他得到全国90%的非洲裔美国人选民支持，也因此享有国会黑人议员团的支持，可以想见未来当选后奥巴马肯定会对非洲裔美国人的福利有所提升。但是黑人状况的改善就一定意味着白人地位的降低吗？恐怕这只是南方白人根深蒂固的白人优越感和种族歧视观点罢了。
奥巴马的中间名是侯赛因，而他的姓奥巴马很容易被无知的人（也有可能是政治上的故意）读成奥撒马，即本拉登的名。在很多保守主义的无线电台和网络、电子邮件中，保守派以各种方式试图暗示奥巴马不是基督徒，而是隐蔽的回教徒，甚至是“反基督”的化身，和恐怖分子没准儿也有联系。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阿拉斯加州长佩林在挖掘不到穆斯林恐怖分子的情况下，直接把威廉埃尔斯作为奥巴马勾结恐怖分子的证据。埃尔斯是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芝加哥分校的知名教授，曾经与奥巴马同为芝加哥伍兹济贫基金会的理事。埃尔斯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个愤青，参加过当时的学生反战激进组织，并与一些恐怖炸弹活动有牵连。即便奥巴马早与埃尔斯划清界线，这种牵连附会还是让很多人相信奥巴马轻则交友不慎、重则思想危险，不可赋予总统重任。
虽然奥巴马是基督教徒，在很多心存歧视的人眼中还是不够“美国”。因为奥巴马在芝加哥城南作社区组织工作的时候加入的是这里著名的基督三一联合教会，但是这个教会却不寻常。这个教会的大部分会员是非洲裔美国人，而且教会领导赖特牧师有着比较激进的政治观点。由于赖特牧师事件（他的激进布道录像被上传到网上散布），奥巴马险些丧失竞选机会，而这一事件至今被保守派紧抓不放，用以证明奥巴马激进、偏狭、仇恨美国并藏有反美的大阴谋。但事实是，三一教会对非洲防治艾滋病和扶贫事业有突出贡献，而赖特牧师本人曾经两次被授予美国总统荣誉勋章。他的所谓反美，是911之后对布什政府错误政策的强烈反对，只不过表现方式过激了一些。
当然，美国保守势力反对奥巴马和民主党的理由不止于此。移民问题，堕胎问题，同性恋问题，枪支管理问题，福利支出问题无一不是导致社会意见分裂的重大问题。奥巴马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显然是自由主义的，也是保守派不能接受的。不过这场选举最后奥巴马能否获胜，恐怕最关键的还是看美国人能否冲破种族、宗教的樊篱，真正克服自己的偏见，像奥巴马号召的那样面向未来，追求“变革”，让美国重新获得“希望”。

佩林：麦凯恩的死穴

今晚的副总统候选人辩论无惊无险，佩林和拜登各自表现出最佳状态，有党派偏见的人自然会声称本党候选人胜利。但是无论如何，在麦凯恩选佩林当副总统候选人之后，我都觉得他会自食其果。
设想一下，选举日的第二天，麦凯恩获胜但随即暴病身亡（或者癌症复发无法继续工作），佩林就会成为美国总统！如果是克林顿夫人成为美国第一任女总统，你会感到欣慰，同时会很放心国家在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手中。但是佩林总统？自由世界的领袖？美国人会被吓个半死的！
这个人唯一的优点就是平易近人，而她也从不掩饰这一点，反而大肆宣扬她和家庭主妇、中产阶级之间的亲密关系。悖论的是，她所必须遵循的各种政策却恰恰是反中产阶级的。更不用说她对美国政治，法律，经济，国际关系，国家安全，等等一系列问题的无知。所以那些认为佩林今晚“干的漂亮”的人，一定是因为她之前的屡次失误而大大降低了标准。这样一来，对佩林的标准就根本不是一个副总统候选人，而是一个会背诵演讲辞的漂亮脸蛋。我不知道这样的人如何吸引选票，如果有人因为佩林而投票给麦凯恩、佩林组合，那他一定是“心存不轨”，没准就是一个恐怖分子。
麦凯恩原本希望利伯曼做他的竞选搭档，不知怎么搞的最后换成了佩林。在美国面临重重危机的时候，把选举做第一考量，希望用新面孔搏一次选票，如果不是麦凯恩的严重误判，就是他的选举团队孤注一掷，临阵抓狂。仅凭这一点就可以断定麦凯恩不配做美国总统。他可以选佩林做副总统候选人，那他会任命什么样的人进入内阁，担任法官，又会推荐什么样的人进入国际组织呢？想想就令人不寒而栗。
今天，麦凯恩竞选阵营宣布放弃密歇根州，与此同时奥巴马也放弃了像北达科他和蒙大拿之类的小州，反映出两者的根本差别。显然，麦凯恩在经济极度困难的密歇根没有了市场，在其周围的工业州如宾州也非常困难。而奥巴马则在中部和南部一些极度保守的共和党传统票仓中难以打开局面（实际上这些州根本就是种族歧视）。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事情到这一步，除非奥巴马自毁前程，或者美国经济神奇复苏，否则很难看出麦凯恩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

全球灾难还是全球治理？

今天墨西哥央行宣布，九月美国到墨西哥的汇款同比下降了12%。由于墨西哥移民汇回家的钱减少了，墨西哥的国内经济有可能就此陷入衰退。与此同时，印度的服务行业，东亚的出口行业，欧洲的奢侈品市场都呈现出衰退的征兆。美国金融危机造成的世界性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可是相比起可能发生的全球经济灾难，目前的实体经济还在勉强支撑。
这两天，美国的国会陷入悖论和混乱之中。一方面，如果没有适当的救市方案通过，美国金融业一定会陷入新一轮危机，从而拖累整个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到时失业率必然大幅上升，导致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但这种情况尚未出现。另一方面，很多美国人认为救市计划是牺牲纳税人的利益拯救华尔街的老板们，因此坚决反对。他们在没有切身感受灾难性的后果之前，首先担心的是未来债台高筑将导致税收上升、负担加重，因此充满了对华尔街和华盛顿的愤恨。社会舆论导致美国的议员们严重分裂，那些今年面临选举的议员们迫于社会压力只能投票否决救市计划。
美国国内的争论其实是国际社会的一个缩影。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牵一发而动全身，没有人能从金融危机中全身而退，但是也没有人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和能力来引导全球合作，共同对抗衰退的危险。这便是集体行动的困境。比如最近在欧盟中，法国建议设立四千亿欧元的金融救助基金以防金融风险，但是德国认为自己将承担大部分的出资责任而表示异议。与此同时，八国集团不仅由于俄罗斯的离经叛道而陷于分裂，更由于其会员国的紧密联系而一同受灾，承担不起力挽全球经济危机的重担。由于缺乏应对全球经济变化的机构和体制，不仅新建立起来的欧元体系面临严重威胁，连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以美元为基础的自由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也有崩溃的危险。
随着危机的加深，最大的危险莫过于自利的民族主义战胜全球化的开放市场，从而将我们拖回分裂而对抗的时代。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萧条和随之而来的战争，就是因为当时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危机面前画地为牢、进而互相争夺引发的。美国的关税壁垒、贸易保护和金融战争触发了欧洲和东亚的矛盾，最终推动经济战升级成“总体战”。实际上，中国恰恰是那场世界经济危机的最大受害人之一。今天历史重新站在紧要关口，整个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不仅不可能在风暴中独善其身，甚至比其他国家更早遭受到危机的打击。因此，在全球灾难与全球治理之间，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主要国家都必须做出选择：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还是“大难临头各自飞”？危险的背后就是机遇，如果通过这次危机我们能够建立更为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在维护市场开放的前提下提高监管水平，同时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发言权，那么在未来更加安全而公平的环境里，我们就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