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夜，芝加哥市中心格兰特公园。12万人狂欢，庆祝美国第一位非洲裔总统的产生。奥巴马的演讲多处引用了上一位出自伊利诺伊州的总统：林肯。而他本人的当选的确是林肯以来，美国漫长的黑人民权运动的最新成果。美国人民在这一刻值得骄傲和自豪。但是奥巴马胜出的意义恐怕不只是美国民主制度自我调整和进步的证明，而更多的是美国当前政治经济全面危机的注脚。奥巴马对这一点异常清醒，他给美国整体状况好转设定了一个期限：四年。全世界也很快认识到，白宫主人的更替并不意味着灵丹妙药的出现，面对全球性危机，还是要靠超越G8体制的G20来共同合作，创建一个更有效的世界经济管理体系。
对目前经济危机的解释多种多样。很多人指出，金融创新的发展与金融监管的松懈，9/11之后美联储大幅降息与美国政府大力推动两房放松信贷，以及全球化导致的资本自由流动、贸易扩张和贫富加剧分化是危机的罪魁祸首。各界普遍认为里根经济学，即新古典主义的市场崇拜，至此走到了尽头。然而奇怪的是，美国经济学界面对如此完美的金融风暴犹如集体失语，既没有及时预警，事后又显得手足无措。即便有寥寥数人预见到次债危机及其严重后果，也没有引起政府和社会的足够重视，更别提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了。在美国正统经济学错愕与尴尬的背后，是经济学排斥、否认与统治其他社会科学的畸形发展，也是经济学滞后于国际现实，尤其是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的理论困境。
21世纪初，美国网络泡沫破灭以后，其经济就已经开始陷入衰退，9/11恐怖袭击加剧了这一趋势。为了拯救美国经济，保证美国的石油供给，美国政府打出了两张牌：降息和反恐战争。降息是联邦政府反周期操作的最佳货币政策。表面上看，依据惯例格林斯潘做出了合乎情理的判断。但是，八十年代以来的金融衍生品扩张和九十年代以来的房地产市场证券化使简单的降息刺激实体投资变成了刺激虚拟投机，而由此导致的信用泛滥反过来推动美国私人的负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由金融业（Financial）、保险业（Insurance）和房地产业（Real Estate）串谋形成的金融垄断资本让美国变成了坐在火（FIRE，三大行业首字母组合）上的债务人。有趣的是，虽然有些左派政治经济学家预感到这种“赌场资本主义”蕴含的巨大风险，真正准确捕捉到次债危机的却是创造了这些金融衍生品的投资银行中的领头羊：高盛。当房地产市场出现疲软的时候，传统经济学家看看数字，认为其他消费领域没有受到影响，因此认为实体经济不会有大碍。可是高盛内部金融衍生品交易员熟悉房地产价格与他们公司所持的大量抵押贷款产品之间的关系，于是他们开始大规模做空与次债相关联的信用违约掉期（CDS）指数。极为讽刺的是，他们做空的仓位大大超出了风险管理允许的数额，如果按照标准操作，应该被要求降低风险，其他几个投行的交易员照办了，但在高盛，交易员们说服了高层，保持了高风险操作。高盛的回报是丰厚的，起码盈亏相抵，没有受到次债的重创，而其他金融巨头损失惨重。今天回头来看，降息短期内取得了预期的成果，经济表面上恢复了生机。但是降息催生了一个金融哥斯拉，一旦美联储回到加息周期，这个怪物就会惊醒。美国的经济学家和政客们们被金融炼金术士蒙在鼓里，不知道虚拟经济中的怪物长什么样子，有多大，也不知道他跑多快，会咬到谁。可怕的是，在这个赌局里，养出怪物的术士们显然只关心他们的利润与回报，而根本不关心给美国社会拉一下警报。
如果说，美国私人部门的负债消化了全球化带来的生产过剩，那么美国公共部门的负债就为“军工复合体”带来了超额利润。后者的负债增长主要来自反恐战争的各项支出。之所以要强调各项支出是因为仅仅计算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支出会大大低估反恐战争的总支出。新自由主义上台以后，美国的军队职能在很大程度上私有化了。为了保证军队作战的效率，大大小小的承包商分包了战斗以外几乎所有的事务。而且，正面作战迅速结束以后，美军开始执行所谓“国家建构”的任务，包括维持秩序、重建基础设施和培训新政府人员等等。另外，由于阵地医疗技术的提高，战斗死往率大幅下降，但伤残率大幅上升，导致医疗和抚恤费用飞速增加。热战以外，反恐冷战在继续。国务院为保护驻外领事馆要增加安全开支；国土安全部为保证边界安全、国内目标、旅行安全要增加开支；情报机构为获取恐怖分子情报要增加开支；国防部为设立运行海外秘密军事基地要增加开支。总之，在美国婴儿潮一代陆续退休的时间，美国政府除了要保证社会福利，还要拿出约两万亿美元用于反恐战争，这不仅与共和党的小政府意识形态背道而驰，甚至超过了美国历史上历次战争的支出，使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异常恶化。同样的，短期内的战争景气效应拉动了美国经济增长，与降息造成的次债泡沫一起帮助美国走出了恐怖袭击后的阴影。但是长期的消耗战，尤其是在伊拉克每月消耗一百亿美元之巨，即使不像越战时期人员伤亡惨重，也是美国很难承受的。美国从冷战结束以来所养成的“权力的傲慢”在受到恐怖分子的挑战后，显示出单边主义的野蛮和二元对立的幼稚。正如著名的富布赖特参议员二十年前就已经指出的：“暴力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先工业。但是经济的军事化正在从内部削弱我们。”建立在这种扩张政策之上的美国最终必将付出“帝国的代价”。
这个代价就是数以十万亿美元的美国各级政府总负债，它是第四世界债务总额的二十几倍。如果不尽快改革，它将在未来十年内达到吞噬美国GDP的水平。这个代价同时背负着等值的机会成本。由于美国全力进行“金融创新”和“反恐战争”，很多重要的社会和政府功能被忽略、删减甚至放弃了。明尼苏达州的垮桥事件反映出基础设施的陈旧；卡特里那飓风时间折射出国家应急机制的缺失；石油和粮食价格的飞涨证明了20多年来美国能源政策的彻底失败；大学费用和医疗保险费用的涨速远高于油价更体现出公共福利的下滑。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下跌，本已受到布什政府缩减联邦转移支付影响的美国州和地方政府财政更为紧张，很多地方已经到了政府破产的边缘。对美国具有更深远影响的是布什政府对军事安全、生物医药和农业研发（医药和农业利益集团的推动）的片面重视，虽然在一些实用技术领域，私人研发投入弥补了政府空白，但在基础科学研究、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清洁能源研究等众多领域，政府的投入都处于勉强维持或者略有削减的状态。其结果则是作为经济增长源泉的技术进步收到了迟滞和阻碍。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再强大的帝国要想同时保持社会繁荣和大规模的对外战争都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大炮与黄油，鱼与熊掌不可得兼。这个教训，美国六十年代的约翰逊总统体会最深，因为恰恰是越南战争使他的“伟大社会”计划大打折扣，也是因为这场战争，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土崩瓦解。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新保守主义战争机器误以为“新美国世纪”可以抛开这个古老的魔咒了。然而现实再一次给轻视历史的人敲响了丧钟。从这个角度来说，奥巴马总统别无选择，美国必须重新平衡它的“资产负债表”，重建它的国际信用和国内经济。而美国的转型也必将为中国带来挑战和机遇，并为我国建设一个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提供新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