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的新阶段

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亚洲访问临行之前，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与皮尤全球气候变化中心联合发布了题为《共同的挑战，协作应对：中美能源与气候变化合作路线图》的报告。这篇报告集中反映了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国政、商、学界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展望，是指导美国未来对华政策的重要文件。奥巴马总统入主白宫以来，美国外交政策开始发生深刻而全面的变化，提出了以“巧实力”为核心的全新外交路线。而“巧实力”的核心就是改变小布什政府时期以冲突、对抗为特点的单边主义，代之以理解、合作为特征的多边主义。为了实现这种转变，美国政府和智库大力寻求美国与其它国家（甚至文明）可以相互理解和合作的基础，并开始探索在此基础上发展双边和多边关系的各个领域。基于民主党，特别是以前副总统戈尔为代表的环保利益集团，对能源和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以及奥巴马政府中诸多重量级官员的能源环境背景（该报告的项目主任就是美国现任能源部长朱棣文），这一问题自然而然被摆在中美潜在合作领域的第一位。
《合作路线图》中非常引人注目的提出了“第二次战略转型”的概念。报告认为，40年前中美邦交正常化加速了苏联和东欧解体，终结了冷战，进而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造成了二战后第一次国际政治经济大转变。显然，中美两国都是这一重大战略转型的受益者。因此，报告指出现在中美有可能再此携手创造以发展低碳的全球经济为目标的第二次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转型。在这里，报告超越了以往战略伙伴/战略对手/利益攸关方的表述和争执，把中国真正放到了新型国际秩序缔造者的高度，完全承认了中国在构建21世纪国际秩序上的重要地位，及中美之间的战略相互依存关系。这种新型的“战略转型”促成者关系，将在各个层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在国际谈判中，中美两国可以变被动为主动，相互协调，发挥领导作用。在以往的气候变化谈判中，欧盟和日本由于在能源和气候变化方面先行一步，因而对中国和美国施加了很大压力，使两者处于守势。小布什政府缺乏支持节能减排的政治意愿，而中国的正当权益和实际困难都没有得到恰当的尊重和理解。如果中美两国能够协调政策，设定议题，领导谈判进程，无疑会使中国在道义和利益上获得支撑。
其次，对于中美双边关系而言，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的新型伙伴关系是应对目前诸多挑战的有效办法。如报告所言“美国公众对双边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利益所持的怀疑不断增长”，具体表现为对中国汇率政策的指责，对中国产品倾销的调查，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以及对美国产品丧失竞争力的担忧。在美国经济危机加深的条件下，如果不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建立新的互信合作基础，不仅可能加剧相互指责和对对方战略意图的猜忌，更有可能导致两国经济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反之，如果合作成功，则可能使双方在更广泛的领域和更高的层面上巩固和加强关系。
第三，中美两国的国内经济都面临严峻的考验。中美两国的刺激经济计划中均包括了庞大的新能源和环境投资方案。两国政府都希望通过投资这一领域催生出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带动经济走出低谷，恢复就业和增长。以此为背景，如果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方面能够通力合作，就有希望为建立低碳的新经济繁荣奠定基础，并加快带动经济复苏的速度。虽然这所需要的近期投资可能异常庞大，但它可以 通过未来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赢得丰厚的远期效益。况且，如报告所言，推迟这些投资，不仅对经济可能造成伤害，还会导致未来减缓气候变化和寻求新能源的代价大大提高。
最后，报告提出了一个能源与气候问题的新双边合作范式，即由领导人峰会-高层领导委员会-技术工作组三部分组成的合作系列。尤其是在高层领导委员会这个层面，是对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补充和发展。报告设想的委员会将包括能源、环保、财政和其他相关部门的领导人构成，美方还会有国会议员参加，每年定期召开会议。这个合作系列不仅将开启中美对话的另一扇大门，更将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大大推进了。
虽然《合作路线图》提出的中美关系前景令人鼓舞，能源和气候问题合作之路却一定是一帆风顺的。报告认为中美在这个领域的合作是必要的、可能的和互惠的。前两者是没有疑义的，但中美合作到底能否做到互惠，就要看双方领导人和参与者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了。虽然美国承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如何区别对待中美各国的减排责任就是很棘手的问题。另外，中美两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的分歧，也会反映到两国在能源和环境技术合作中来。如何做到公平合理的技术开发和分享又是一大挑战。短期世界经济的衰退也会造成国内政治和经济上的阻力，尤其是初期投资无法实现就业承诺的情况下，这种压力会更大。不过长远来看，合作成功之利将远超合作失利之弊，这也正是报告提出者们所预见的。
克林顿国务卿访华，能源与气候变化问题必将是重中之重。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实践将成为奥巴马政府“巧实力”外交政策的试金石。希望她此行真正如报告中所希望的那样为未来中美新型伙伴关系奠基，为战后国际秩序第二次战略大转型开启希望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