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之殇

前面讲了西藏问题借奥运发飙，把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抛到脑后，变得很暴力。藏教来源于笨教，萨满教的一种，从本源上看就与汉传的佛教不同，比较强调善恶冲突。这对达赖喇嘛宣传的和平佛教理论应该说是一种否定和讽刺。但是，一些藏族和尚和流氓的冲动（基本都属于无业游民，有革命性）并不能掩饰中国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失误。

社会处在转型期的时候最容易引发动荡。西部大开发本身引发了西部社会经济的重大转型，从而产生了很高的社会预期和很大的贫富落差。一旦这种能够落差反映在民族差别上，就很容易引发宗教、民族冲突。短期内，与藏族上层联合保持政治稳定是可行的，但如果预期和实际之间的落差持续放大，不满情绪就会被海外组织利用，放大为骚乱甚至暴动。

根据自治区政府的报告，２００７年西藏自治区的经济总量３４２．１９亿元，排名居全国之末。但是，和自身进行纵向比较，西藏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已经连续七年保持１２％以上的增长速度。深入分析这种增长速度可以发现，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农牧业成长，矿产业发展，旅游产业规模快速扩张，年接待人次突破４００万。问题在于，这三项于城市藏族青年并无大利。尤其是矿业和旅游被认为是受汉人控制，有益于汉人，对藏族文化有害。我有一些亲身体会。比如藏区旅游，卖宝石的老板多是汉人，旅游公司老板也是汉人。接待我们的藏民一晚歌舞，收入却有一半交给了汉人老板。藏人私下告诉我，他们很多人都有去过印度的达赖喇嘛驻地参拜。
开车的藏人司机，一开始不愿说话，但是在我追问之下，大骂当地汉人政府。原因是他开了一家修车店，生意红火，却被副县长家人（竞争对手）嫉妒，结果被逼关门，投资亏损，沦为司机。

面对巨大的贫富差距，藏人的梦想屡屡受挫，有权势的汉人和部分亲汉藏人却飞黄腾达，使得下层的不满逐渐堆积起来。其中最为不满的要数宗教阶层。西藏的社会变革带来的是宗教堕落，寺院变成旅游景点；大量外族人涌入西藏旅游或者淘金，打破了平静的修行环境；达赖班禅的分治始终得不到统一；受到财富诱惑的人逐渐偏离了宗教训导。总之，中国的发展、进步在僧侣和文化民族主义者看来不过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物质主义的邪恶假面。

解铃还须系铃人，西部大开发必须摒除潜在的汉族中心主义发展观，不能仅仅以满足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需要为依归，而必须把藏族人民的各项需要优先发展，其中包括扩大藏族自治权，扩大藏族资产所有权，以及扩大藏族高等教育比例，等等。由此才能釜底抽薪，消除动乱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