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2008

中国经济的“D”战略

目前对全球经济走向、特别是美中经济走向的各种观点层出不穷,其中有一些共识,比如全球经济放缓,但是在烈度上有很大争议。美国经济比较成熟,有其自身运作的规律,也有一套比较成熟的宏观管理办法(且不论效果如何)。对中国而言,2008年面临的困难尤其艰巨复杂,经济学家们的处理办法也莫衷一是。毕竟中国经济已经国际化、多元化、纵深化,其转型性和异质性使得单一的灵丹妙药无处可寻。在此仅提出几点愚见,以供参考。

1. Distribution/Deliverance/Deduction
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总财富。一方面贫困人口从两亿减少到两千万,但是另一方面贫富分化也在飞速加大,使我们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社会之一。这种差距作为财富示范效应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起到了重要的激励作用,使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由“大锅饭”转向了“多劳多得”的合理资源配置体系。但近年来,随着资本收益的扩张,权钱交易的盛行,资源利权的混乱和公平财税体系的缺失,社会再分配逐渐失衡,进而引发了国民有效消费不足,甚至社会信任退化。在国际市场扩张,产能被国际需求消化的条件下,经济学家根据他们的线性模型很容易给出乐观的增长前景。但是如果考虑经济以外的政治、道德、文化、环境等诸多贸易风险,我们就很容易得出这种高速增长时不可持续的结论。但是出口增长的放缓不一定就是国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尽头。问题在于国家如何推出合理的政策改变目前的低工资、低保障、低价格的圈子,同时又不会降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我个人认为在第一层面应该做的是改进制度的三个方面。一是改革国家收支体系,加快由商业税向个人所得税的转化,二是进一步降低行政费用在国家总支出当中的比重,大幅提高社会保障、医疗、教育所占的比重,并且应当将社会保障各项补贴与通货膨胀率挂钩。理顺国家收支体系是减少储蓄,促进消费和合理投资的最佳途径。同时,应当意识到,国家财政收入每年大幅度提高不是好事,虽然反映了国民经济的迅猛增长,也导致国家与民争利。国家财政支出的低效率会造成社会资本的浪费。所以第三,在岁入高增长时期应当考虑通过减税促进社会平等和指导投资方向。比如对家庭人口负担重的应当减免税收,单亲家庭、贫困地区、失地农民均应适当减免税收,对国家鼓励的高科技、清洁能源等创业企业免税。举例而言,如果国家即想达到扶持资本市场的目的又想实现节能减排(经济的Decarbonization)的目标,为什么不将印花税收入列为专项节能减排补贴呢?国家可以规定企业按节能减排比例享受减免税,即鼓励企业节能减排,提高效率,又对资本市场造成利好,进一步扩大国家税收。这些便是标题中所指的3D,Distribution(分配)/Deliverance (提供)/Deduction (减免)。

2. Deregulation/Diversification/Dividend

第二个层面的是经济结构的问题。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演变,形成了两大经济集团,也是两个经济火车头:一个是沿海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集团。这个集团当中私营经济已经占据主流。这些企业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是资本主义国际劳动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一个是在原国有经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国有资源技术集团。他们具有垄断优势,背靠国家资金政策支持,控制着国家重点经济部门。这里牵扯到这两大集团与国家和人民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和中国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关系问题。我认为他们与国家的关系应该向“Deregulation(松绑)”发展,两者之间以及两者与世界之间应该加强“Diversification(多元化)”,而企业与人民(更准确地说是投资者)之间则必须建立合理的“Dividend(红利)”分配关系。 所谓松绑,就是拆除准入壁垒,改变融资限制,使国家由单纯控股走向复合持股,成熟的央企应该走向市场面对挑战,而成熟的民企也可以扩展经营,提高层次、参与竞争。国家资源的开发以效率和社会总福利优先的原则进行,不应制造垄断或寡头关门竞争。松绑的核心就是让价格回归价值,让市场配置资源,纠正行政扭曲的要素价格。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创新精神和资本效率。多元化是中国企业的必经之路。虽然道路坎坷,一波三折,但不如此我们只能坐井观天,夜郎自大。上到国资委,下到平头百姓,投资组合都应当多元化,以合理规避风险。企业的多元化则意味着积极的国内、国际并购、重组,在此过程中获得研发、市场、服务、技术等稀缺资源壮大自我。不过这是个学习曲线,就像QDII一样是要交学费的。最后,红利不仅是一个经济概念,还应当从政治和谐和社会稳定高度去理解。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不仅仅是发挥其融资功能,还要人民有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渠道,有取也必与,否则最终不过是一场闹剧。规范上市企业分红就是要杜绝投机,鼓励价值投资,明确成长的来源,摒弃中国资本市场类似于澳门赌场式的运作。我国的保险保障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虚拟经济的健康发展,如果此市场混乱不堪、毫无诚信,则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系无从谈起。

总之,现阶段的结构转型,核心就是要在更高的层次上平衡制造和消费,改变投资和消费比例的长期失衡,以便经济发展不仅体现在GDP 高增长上,而且体现在人民的幸福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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