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场资本主义与诺贝尔经济学奖

一般而言,来美国的中国游客都希望去两个地方：世界金融中心纽约和赌城拉斯维加斯。可能是因为读了苏珊-斯特兰奇的《赌场资本主义》的缘故，我在走进纽约证券交易所和赌城米高梅大赌场的时候感觉是如此相似。交易员和赌徒，期权和赔率，准备金和筹码，交易规则和赌场规则，一样的投机性和风险性。仔细想想并不奇怪，资本主义本来就是逐利游戏，而能够取得高于平均回报率的无外乎两种手段：垄断和赌博。垄断在今天以各种形式普遍存在，很多情况它下换了一个名字存在：核心竞争力。从过去帝国主义对殖民地资源的垄断到今天跨国公司对技术、信息、产品、市场，甚至人才和商业模式的垄断，手法虽然从暴力占据转化为排他性法律规范（比如知识产权），实质上垄断非但没有消除，反而在全球化的时代更为扩大了。但是垄断还是有很高的技术含量的，因此进入门坎相对较高，获利比例也就相应打了一定的折扣。所以赌博自然就成为更受资本主义宠爱的游戏方式。
但是资本主义的金融赌场是个专业赌场，要想加入这个俱乐部需要一张门票。这个门票就是数学。如果你来到芝加哥地区的几所大学，你会发现各大学金融学系和数学系里充斥着中国人和印度人。在今年秋季开学以前，这些人只有一个梦想，就是进入美国五大投行，当然现在它们都不存在了。一个半月前，有个交易员来办讲座，讲授如何进入金融交易员的行业，结果整个大厅座无虚席。原因只有一个，天下人都知道金融业很挣钱。可是为什么呢？干金融的比别人多会什么以至于他们的工资高过普通人数十倍，甚至数百倍呢？对了，数学。可能很多人会告诉你数学对各种科学的基础性地位，但是很少有人会提醒你数学是博彩业的灵魂。正是微观经济学和数学的交互式发展，大大推进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繁荣。如果你是新古典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你会说太好了，金融深广化提供了充沛的流动性，活跃了市场，促进了交易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如果你是乔治索罗斯或者沃伦巴菲特，你却会说太奇怪了看不懂，还会说这可能是致命的金融WMD（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可是风险在哪里呢？金融数学家们都是绝顶的天才，他们已经考虑到各种状况，设计了各种产品分散风险。资产管理者把资产巧妙的配置起来，放进不同的市场、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货币，不同的商品期货，不同的基金、债券、期权当中，以达到对冲风险的效果。在这些金融巨人看来，由证券交易所、投资银行、信托公司、期货公司和保险公司、新式基金构成的金融体系是坚不可摧的，遭到损失的只可能是游戏者而不可能是庄家。可是有一种东西叫人性，人性的两面叫贪婪和恐惧。而贪婪和恐惧恰恰是隐含在赌博之中的最高法则。贪婪使参与游戏的金融巨头们自己不断突破自己规定的安全边界，不断提高金融杠杆，不断在一次次下注中增加筹码，在失败概率增加的同时，损失的总额也在呈几何级数般增长。今天的金融危机就是金融庄家崩盘导致的，而今天的救市原因无外乎这个赌场实在太大，一旦关门整个赌城就会烟消云散，所以不得不救罢了。
流动性通俗一点讲就类似赌资，信用危机则是指由于庄家本身信用不再可靠，因此赌徒不再敢出资赌博了。现在人们赌场资本主义充满了困惑和恐惧，已经到了连美国政府自己坐庄都没人敢来玩儿地步。然而美国政府怪不得别人，是它认为赌得越大越有利；是它鼓励百姓把养老金、社会保险金、医疗保险金都拿来赌；为了赌局的扩大，是它一再放松管制，任由庄家铤而走险，对政府而言不但减少了的负担还增加了的税收、刺激了经济发展，何乐而不为呢？现在庄家破产，政府责无旁贷，苦的是那些从不赌博的纳税人，而那些制造泡沫的人不但被解聘之后薪酬依然以亿计，甚至在拿了政府的救济款之后还有胆去加州度假消遣。
与金融家的疯狂和政治家的无能对照起来，经济学家们似乎很无辜，也很无奈。但事实并非如此，经济学家们也难辞其咎。正是因为主流经济学被新古典主义绑架，政府和银行家才有今天的悲剧。促成新古典主义复兴的恰恰是七十年代以来的瑞典诺贝尔经济学奖。自从1974年哈耶克和1976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该奖八成以上授予美国经济学家，而且大部分人的贡献都在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或者与金融研究相关领域。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更是显赫一时，先后有七人获得该奖。80年代，里根政府和撒切尔政府受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开始把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的思想付诸实践，这些不仅成为美国共和党的主导经济思想，也是当代美国经济学的主流。对市场的迷信和放纵以及对金融衍生品的滥用在九十年代末已经初露端倪。首先是国际流动资本引发了亚洲发生金融危机，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是开了一副新古典主义的猛药，造成亚洲经济恢复缓慢、长期低迷。接着拥有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伦舒尔斯和罗伯特默顿为董事的长期资本管理对冲基金公司先是应用两人的金融衍生品时间定价理论获利丰厚，而后在九十年代末由于交易机会消失和杠杆使用过度轰然倒塌，最后不得不由纽约美联储出面组织营救。然而这个23亿美元的案例并没有使美国进行反省，相反弗里德曼的坚定盟友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却一再阻止国会对金融衍生品进行更严格的管制并忽略了其他金融业人士的警告。在他的庇护和小布什政府鼓励下，金融衍生品市场在21世纪短短的7年间从不到10万亿突飞猛进到超过53万亿，其中信用违约互换一项就从不足20亿发展到540亿，足足翻了27倍之多。然而这个四倍于美国GDP的巨大市场竟然没有政府监管，甚至监管机构连其中的名词和内容都搞不太清楚，更不要提美国的普通民众了。这就是所谓华盛顿共识的遗产，这就使金融炼金术士们的遗产，这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遗产。不幸的是，将要在周一揭晓的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可能还会延续这个令人失望的传统。
在美国知识界、政界和金融界的合谋下，赌场资本主义上演了一出兴衰大戏。现在曲终人散，各方面的变革势在必行。不论这次衰退到底有多严重、时间有多长，美国政府必须摆脱对市场的放任主义态度，重新回到负责人的监管人这一角色上来。虽然不能说凯恩斯主义会因此而恢复名誉，但是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是确定无疑的。如果历史可以作为经济的借鉴，那么我们必须对任何思想的极端发展提高警惕，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都有特定的范围与功能，无论“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其社会后果都很严重，承受无妄之灾的总是平民百姓。对中国而言，由赌场资本主义招致的国际经济危机和衰退是一堂应当放进大学教科书的经济必修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