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末日与凤凰涅磐

因为无法确定，所以才会害怕，而最为恐怖的就是恐惧本身。如同站在黑暗的山洞之中，听见不远处有野兽的嚎叫，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掉进深渊或被野兽吞噬，而这种灾难即将降临的感觉让人备受煎熬。
自从美国次债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济状况日趋恶化，拖累世界经济一起下沉。入秋以来，次债危机从信贷危机、金融危机转化为全面的经济危机，其恐怖程度已经由各种数据如房价、利息、失业率、利润率、商品价格等等表现出来。于是经济学家、金融分析师、以及各类媒体一起出动，惊呼大萧条的再次降临。更糟糕的是，所谓新兴市场好像也逃不过世界经济下行的命运，由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这些地区已经纳入了全球经济的轨道，和西方经济的波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了。相关的新闻报道和专题文章铺天盖地，大有世界末日的感觉。恐慌已经成为美国的传染病，明显影响到美国人的储蓄和消费行为，甚至他们的选票。
与此同时，面对庞大的全球金融市场瞬间蒸发的巨大风险，各国政府采取了集体行动进行救市。为了挽救病危的金融业，从高盛出来的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甚至彻底背叛了自己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毫不犹豫地逼迫美国各大银行接受部分国有化的条件。面对全球经济衰退的前景，显然单纯的货币政策只能暂时稳定市场，后续的积极财政政策还会在各国陆续推出。这样一来，市场每天被各种利空和利好信息所淹没，拉锯般的大幅波动，形成了一种“等离子体状态”：即不是液态（因为流动性不足），也不是固态（因为政府采取保护措施），而是一种离子状态，充满量子力学的随机性。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恐怕没有人会敢说这场经济危机会很快结束，世界经济会很快复苏。因为预言这场危机而刚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克鲁格曼也很悲观。他常引用凯恩斯的一句话：长期而言，经济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但长期而言，我们都已经死了。就连高唱“历史终结”的福山也不得不承认里根资本主义的时代终结了。可是危险背后就是机遇。如果说任何主义都有它的时代性，那么任何事物也都有它的两面性。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催生了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最终在战后形成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实现了西方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同样的，七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诞生和里根—撒切尔新政，为冷战后的世界经济秩序奠定了基础。每一次危机都是世界经济进行理论反思和结构调整的机会，也是在为下一次经济复苏与增长积聚力量。那么有可能从相对正面的角度理解这次经济危机的冲击吗？
首先，严重的经济危机为美国全面的政治经济转型提供了机遇。受到9/11冲击的美国布什政府把全部精力放在了所谓反恐战争方面，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同时进行两场长期的战争。布什的国内政策以财政减税和经济松绑为主。这种内外政策导致美国政府国际信誉丧失殆尽，军费激增，政府赤字飞涨，国内社会福利体系退化，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政府金融监管松懈。总之，这次危机犹如警钟，把美国人从安逸的迷蒙中惊醒。让他们认识到除了恐怖主义之外，经济和社会安全也不可忽视，粗放的能源体系，过度的信贷和消费扩张，以及不计后果的大规模减税都是不可维持的。虽然这些复杂的问题不可能被下一任总统迅速解决，但未来“变革”的主题已经确立，如果各方面政策调整适当，相信美国改进后的公共服务体系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新能源和环保技术革命能够掀起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的经济政策顾问是投资家巴菲特和前美联储主席沃克尔，而未来它的经济政策执行团队会有大量前克林顿政府官员，这都增加了美国转型成功的可能性。
其次，危机的国际性迫使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协调政策，共同应对困局，同时也为将来新的国际经济秩序预备了条件。显然，全球经济体系需要全球治理体系来监管和调控，但民族国家的主权鸿沟一直阻碍着更高级的协调和合作。只有在目前这种严重的状况下，美国才会走出来邀请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参与应对危机。欧元区的问题这次也被暴露了出来，由于欧洲央行只有监控调节通货膨胀的任务而没有美联储推动经济增长的任务，欧洲各国在应对危机时显得各自为战、力不从心。好在危机推动各国加强了对话和沟通，在关键时刻共同减息、向市场注入流动性，防止了更大的灾难。这次协调行动也显示出了出乎意料的威力，为未来更多的政府间合作打开了大门（比如互相借鉴救市办法）。意义更为深远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不得不承认国际经济版图的变化，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等国的发言权，从而使资本流动和贸易比重变化的现实反映到国际经济机构和制度安排层面上来。长远来看，这有利于消除国际经济领域的双重标准，有利于创建更为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利于加强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和国际经济危机的处理，最终实现更加均衡的世界经济发展前景。
再次，中国不但不会被这次危机摧垮，反而会由此更进一步。末日论者的一大看点就是“拐点论”，即中国经济上升周期结束，现在进入下降通道，拐点（顶点）已经出现。拐点论的诸多理由就不用重复了，一言以蔽之就是成本上升、利润下降。其实问题关键在于当中国进行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时候遇上世界经济危机该如何看待？如果中国应对危机的经济政策灵活而及时，就不会一蹶不振，反而会因祸得福。有效利用危机提供的机会可以吸纳众多在西方高级金融和研究机构工作的人才，购买因金融恐慌被“错杀”的优质资产（包括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扩大与其他发中国家的贸易份额，借全球商品重新定价的机会理顺国内资源价格等等。同时，经济由过热转为软着陆为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提供了基础，可以采用退税、减税刺激生产和国内消费，加快医疗保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纠正房地产市场的不合理增长，推动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只要把显微镜换成望远镜，就会发现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整个社会的现代化都只走完了不到一半的路程，因此中国的发展与繁荣也绝不会以为一次经济危机而就此止步不前。
由于技术的全面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的起伏在空间上扩大了，但在时间上却有可能缩小了。资本的证券化、杠杆化、无国界化和电子化使资本市场的流动性空前加强，市场容易对正面和负面消息同时反应过度，从而出现短时间内信贷过度扩张和信贷过度紧张的双重不稳定性。只要看一看近年十来的各种泡沫，尤其是最近美国原油价格的飙涨和暴跌，就不难理解资本解放对经济周期进行压缩的效果。因此，全球资本市场的轰然倒塌很可能在不远的未来随着投资者的信心重建而上演王者归来的一幕。当然，大部分人都认定近两年会非常困难，而中国在建国60周年的时候迎来这样的挑战恰恰说明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既分享全球增长的成果，也要承担全球衰退的后果。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如果成长必须要付出代价，那么现在交学费让中国的年轻一代认清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利弊和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就很值得。用凤凰涅磐，或者是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来形容目前的经济状态可能比世界末日更贴切一些。在华尔街的字典里“恐惧”的反义词是“贪婪”，但在现实社会中“希望”才具有更强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