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二对阿Q的救赎：《斗牛》观后

《斗牛》是一部很经看的“第六代”电影。写农民超过了姜文的《鬼子来了》，写日寇超过了陆川的《南京南京》，写战争与冯小刚的《集结号》伯仲之间，搞笑不输宁浩的《疯狂的石头》，其深刻更不亚于李杨的《盲井》，更别提贾樟柯任何做作的获奖之作。至于其商业程度，还是由中国的票房自己说了算吧。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2009年的《斗牛》是21世纪中国电影和影人不断探索，寻求自我突破的巅峰之作。

本人电影专业知识不足以对该片评头品足，只想对黄渤成功塑造的牛二形象点评一二，聊以自娱。

牛二其人，胆小怕事，畏首畏尾，自私自利，还略有些精神胜利的意思，乍看起来活脱脱一个阿Q再世。虽然牛二和九儿有一小段羞涩的恋情，牛二被九儿告发戴高帽的时候像极了阿Q被人整治的一幕。鲁迅先生所哀所怒的中国农民被黄渤演的活灵活现。如果就此而止了，我们不过还是回到了“五四精神”的家园，再一次上下求索，咒骂祖宗、宗法之羁绊罢了。就如日军士官教训孬种士兵所用的那段话，支那人就是玩儿蛐蛐丧了志，几近亡国的。在牛二身上没有爱国主义，英雄主义，超人意志，甚至任何令人觉得高尚的东西。周星驰也表现过很多小人物，可那些人物的不可救药程度好像都远远高于牛二这一摊似乎无可救药的皮囊。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刻，阿Q做了一个180度的华丽转身，如同钟楼怪人卡西莫多一样从丑陋的外表下忽现出令人震撼的灵魂。我们忽然明白，牛二也是人，有着人的情感、尊严、坚韧、智慧和勇气，最重要的是牛二也有自己坚守的比生命更珍贵的东西：信诺。牛二也是人，所以他挣扎、躲闪、犹豫，以至于逃避。可是他最终选择了面对，即便那个时代给他很少的选择，即便他的生命在命运女神手中显得比蝼蚁还不如。这不是鲁迅世界里的农民，不是五四精英们鄙视的乡土。牛二的沂蒙也不需要沈从文来美化，或者柳青来歌颂。牛二和他的牛就是中国人和他的世界的真实写照，不多不少，令人忍俊不禁却又潸然泪下。

牛二是对阿Q的超越。在近100年后，我们终于找到空闲，重新整理思路，回想过去与未来，平静的反思对自己的乡土、祖先、文化的鄙夷和唾弃。其实，牛二就是阿Q， 阿Q就是牛二，他们没有变，是我们变了。过去的中国没有牛阿Q，革命成功不了，日寇也不会在屠村之后还遇到还敢揭叉而起、拼死抗争的人，现在的中国没有牛阿Q，国家富强不了、崛起不了，那北京上海的海市蜃楼也无从谈起。

以前读阿Q的时候，觉得他死前的那句“老子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的话很可悲、很可笑。仿佛真要自己戴上戒尺，回去拍醒这个铁屋里的昏旦，告诉他“现代”来了，不醒没活路了。却原来毛老爷子早就认识了牛二的真本性：地面上埋了雷我就窜地道，枪使不来我就使弓箭和铡刀，有人穷途末路我就送牛奶，但要是有人欺人太甚、以怨报德，就只好叫他们自投罗网、“尸横遍野”了。所以，在中国的土地上做事情，一定不要忘了按上公平的手印，否则不是在山上遇到野人般的牛二，就是在二十年后遇到还魂的阿Q，他们有的是执拗，但也不缺宽恕的胸怀。

对盛洪先生11/19博文的一点回应

盛老师见解非常深刻。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 1. 您的美国霸权模型有点简单，特别是在美国军事实力和美元资产安全之间的关系，在现实中可能更复杂一些。美元资产的安全性主要还是美国制度性优势的反应，是一个综合国力的体现，而非只有军工复合体一个面向。美国对外战争也有一个长战与短战的循环，而每次美国把一种意识形态定义为敌人的时候，陷入战争泥潭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当然，这一次的反恐战争如NAOMI KLEIN所言，已经超乎寻常的私人化了，如此则“外包战争”就如“外包加工”一样成为美国政治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了。从这一点上来说，资本游离具体的帝国形态而向国际形态转变的趋势更明确了。 2. 美国外交中现实主义的确经常占上风，但理想主义/自由主义传统也不弱。从肯尼迪，卡特，一直到克林顿。不能说奥巴马有什么创新。何况奥巴马的外交团队是克林顿时期的，其对华外交主张更是华盛顿自由派智库的结晶。奥巴马的所谓国际化背景只是他政治资本的一部分，他个人的政治经历之简单，更无甚可夸耀之处。所以这个诺贝尔奖不过是欧洲理想主义自淫的结果罢了。其副作用不可谓不大，目前奥巴马的支持率直线下降，也有“亲欧”因素在作怪，特别是在医疗改革个气候变化领域。 3. 在西方国家关系的字典里，消除“丛林规则”的唯一可能性恐怕在于康德的“民主和平”。若中国坚持自己的政治制度，与美国共存问题不大，但要与美国同盟，“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有些乌托邦了。同样，中国对民族主义的依赖已经在逐步削弱我们的天下主义传统，导致我们在国内外的一些列问题。如何重建中国国际关系中的“理想主义”传统的确是个急切的课题啊。

“战略互信”背后的美国困境

九月底美国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B. Steinberg）以”本届美国政府关于美中关系的设想“为题在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发表主题演讲。斯坦伯格曾经担任过克林顿政府的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和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而现在则是奥巴马政府中的重要外交政策规划者。他的对华政策演讲可以说代表了美国现任政府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基本设想，自然引起各方的关注。在演讲中，斯坦伯格称赞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的惊人成就和巨大变化，并提出基于中国崛起的新形势，中美之间应当建立起“战略互信”（strategic reassurance）。

对目前全球的安全态势，克林顿国务卿概括为两点：美国无力单独应对世界上的各种挑战；多数国家对共同的全球威胁感到担忧。虽然奥巴马政府承认了小布什时期单边主义的错误，想要回到多边主义的“聪明外交”上来，可是这并不能改变美国陷于伊拉克、阿富汗两面作战的困境，更谈不上解决巴基斯坦、伊朗和朝鲜的危机。美国暴露出来的力不从心不仅是军事和政治上的，更是经济上的。据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劳拉泰森的估算，到2019年，美国仅为国债所付利息一项就将超过美国军费的总和。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转向强调各国面临的共同威胁，如气候变化、海盗、传染病和核扩散等，希望其他国家分担全球治理的部分责任，从而缓解美国的负担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了完成这种战略转型，一方面美国开始进行战略收缩，放弃了小布什在东欧国家建立导弹防御体系的计划并准备将部分驻日美军转移到关岛基地。另一方面则是恢复和推动多边合作，其中的重点就是中美“战略互信”。在斯坦伯格看来，为了适应中国、印度、巴西等大国的崛起，同时保护美国的利益，关键在于建立大国间的“战略互信”。为了说明这个新概念，斯坦伯格运用了美国商业文化的一个惯用词汇：bargain意即讨价还价。美国开出的“价码”是明确表示欢迎中国的“到来”，也就是承认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地位。对中国的“要价”则是要中国保证中国的发展“不以其他人的安全和福祉为代价”。在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中，美国希望中美之间增进存在共同利益的领域并消除导致互不信任的根源。

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一笔不错的“交易”。好像美国人给了中国面子，而中国只需要把和平发展的宣言重申一遍，也就满足了美国的条件。但仔细体会，不难看出美国对华政策制定者的匠心和困境。对美国而言，承认中国的地位是瓜熟蒂落、顺水推舟的事情，对它的核心利益没有什么触动，反而更说明了它才是世界体系的“主人”。如美国一些学者所言，让中国在现存国际体系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尽更多的义务，对于维持这个体系有益无害。对中国而言，则是面临一个政治学的经典难题。谁来界定、如何界定世界各国的安全和福祉？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活动怎样才能时时处处达到帕累托最优（利己而又不损人）？目前，显然是美国在做这个“安全和福祉”的裁判，根据美国的利益来收放这个尺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美国对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清醒认识和明确保证，而只要求中国遵照美国的标准、照顾西方的利益，要达到真正的“战略互信”是不现实的。

在美国政府推出这个新名词的背后，恰恰是奥巴马政府面临的诸多困境，需要中国支持和配合的现实。虽然美国三季度实现了GDP的大幅增长，但失业率居高不下，联邦和地方财政不断恶化，金融体系仍不稳固，贸易保护主义更是兴风作浪。保守主义乘机借政府救市计划的各种问题卷土重来，迫使奥巴马政府的医疗保健改革、能源和环境立法、金融体系改革一再受阻，裹足不前。奥巴马在对华政策上走钢丝，有时顶住压力，不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有时屈从压力，对中国轮胎、钢管征收惩罚性关税，其实都是从国内政治角度出发考虑问题。中国巧妙地避免了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升级，也就帮助奥巴马政府脱离了尴尬的局面。可以预见，为了推动美国国内的环境立法进程以及实现选举时创造“绿色工作”的许诺，奥巴马访华时肯定会希望中国在承诺减排和开放能源环保市场方面给予配合。

如果美国的确有意愿与中国建立“战略互信”，那么它首先应当摘掉那副有色眼镜，抛弃他的双重标准，转变心态，真正接受中国作为平等的国际伙伴。比如，斯坦伯格把中国正当的获取能源供给和保证能源安全的经济活动说成是重商主义、扰乱市场，而闭口不提西方国家以各种理由拒绝中国并购能源资产的商业交易。又如，指责中国对专属经济区行使权力范围过宽，却故意掩盖美国在这些区域边沿频繁的军事侦察活动。当然，斯坦伯格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展现了“建设21世纪积极的、合作的、全面的中美关系”的意愿。从共和国前三十年与美国的战争、敌对、缓和，到中美建交后三十年的战略竞争者、利益攸关方、战略互信，仅从这些名词的变化就可以看出中美关系曲折发展的路径，和双方互相不断交锋、交流和相互认识的复杂过程。而无论双边关系如何变化，中国自身的健康发展一直都是“自变量”。恐怕只有相信自己，坚定走好自己的路，才能和邻居、朋友甚至对手建立“互信”吧。